1956年，考古学家们决定对明十三陵中的定陵进行发掘，随着大量被尘封的宝物渐渐出土，一件“罗地洒线绣百子衣”吸引了众多考古学家的目光。

这件百子衣是孝端皇后的陪葬之物，属于京绣中的精品，然而因年代久远，褪色严重，衣上纹样已残破不堪。直到2003年专业团队对其进行了复制，才还原了它的本来面目。这件百子衣的两袖和前后襟上绣满了神态各异的孩童，他们或追逐嬉戏，或游玩打闹，生动鲜活，甚是喜乐。

事实上，百子衣的修复与复制不止是让一件文物，也让京绣这项曾一度被誉为“众家之首”的刺绣工艺，回到了公众视野中。

金馨作品

金馨作品

金馨作品

来自少数民族的包容

2003年，金馨在广西辞去工作，来到北京参与百子衣的复制工作。在日复一日与丝线的缠绕中，京绣的大门为她缓缓打开。两年后，金馨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将京绣中的技法和纹样运用到了披肩、手帕、手包、旗袍等服饰的制作中，还将许多传统京绣图案融入了化妆品、礼品卡的设计中，让越来越多的人领略到了京绣的独特韵味。

金馨

金馨

刺绣似乎总是与女性联系在一起，人们想起刺绣，就会想起柔软的丝线和母性的温柔。但京绣中蕴含的，更多的是一个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无限柔情。

公元938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将幽州（今北京一带）升为四个“陪都”之一。由于地理位置险要，幽州城向来被视作军事重地，许多统治者都在这里投入过大量人力财力，因此幽州的经济、文化向来发达，自然也是当时四个“陪都”中最富庶的都城。

辽太祖非常尊重汉文化，他没有将幽州人贬为奴隶，也没有强迫他们放弃其原有的文化根基，而是因俗而治、以汉治汉，让这里自唐代时就已初现繁荣的纺织业继续发展。辽太祖还在这里设立了绣院，让辽代的王宫贵族们都得以享受幽州精湛的织绣工艺。从南宋人所著的《契丹国志》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当时幽州城内的盛况：“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

这份来自异族统治者的宽容，让流淌在细软丝线中的文化血脉不仅没有断裂，反而愈发强劲。1974年，辽宁省法库县萧氏后族墓葬群中出土了“满地折花枝短袄”“绣花分指手套”等京绣服饰，不难看出当时辽代贵族对京绣制品的喜爱。

到了元代，北京一跃成为首都。元代的蒙古族贵族喜爱金色，在广漠寒冷的北方地区，金色象征着太阳与温暖，所以在刺绣中，元代统治者也尤其偏爱金线绣。由于金线绣中所用丝线为真金炼制，极其昂贵，因此对绣工技法的要求也极高。朝廷为此召集全国各地的工匠进京，元世祖忽必烈甚至将当时一些分散在漠北的优秀织工一并网罗过来。京绣在原有的绣法上开始逐渐吸收鲁绣、苏绣、湘绣、蜀绣、广绣及各种少数民族的工艺技法，使其愈发变得博采众长，兼收并蓄。

就这样，京绣像母亲一样张开了双臂，迎接着中华大地上各种精巧卓绝的刺绣技法，她温柔地接纳它们，让它们在自己的怀抱中恣意成长，最终在针与线的私语中幻化成绚丽多彩的图景。

京绣

京绣

皇室严选，环环把关

如果说京绣的包容成就了其大气之美，那么京绣对技法和纹样等方面种种强硬、霸道的要求，则让京绣相比于其他绣种更显出一种雄浑的美感。

因专供王室享用，京绣讲究“图必有意，纹必吉祥”，绝不允许工匠们随意发挥。在构图、用色、选材、绣法等方面，更是精益求精，所绣图案要满而不滞，色彩典雅，以彰显皇室不容侵犯的威严。
相传，万历皇帝曾为了追求“天衣无缝”，下令制作了一件“百褶龙袍”，堪称京绣中的极品。这件龙袍出土于定陵，上面绣满18条彩龙，540只仙鹤，1045个金色正楷“寿”字，所耗捻金线达数千米，可谓极尽奢华。

统治者对刺绣工艺的这些强硬要求自然也让京绣绣工的选拔变得异常苛刻。清朝以前，制作京绣的绣工一律为男性。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古时为皇家做绣品是神圣而高贵的工作，古代女子地位卑微没有资格参与。

京绣

每年，朝廷都会对四五岁的男孩进行选拔，经过层层考核，一般只有一二十人能够入选。为了磨去这些男孩贪玩好动的性子，在入宫第一年时，他们每人都会被安排照顾一个满月的婴儿，直到可以把孩子哄得不哭不闹了才算合格。

入宫第二年，男孩们会开始接受专业的刺绣培训，每个师傅只带一名徒弟，即便如此，要想培养出一个合格的京绣绣工，至少也需要五年。

这种严格与包容的碰撞似乎让京绣充满了“矛盾”，它如此海纳百川，又如此循规蹈矩，柔而不软，刚而不僵。当粗犷豪放的北方少数民族与柔软细腻的丝绸细线相遇，针线的轻灵中也多了几分威严与厚重。京绣就这样带着它的坦荡和它的严谨，从过去走向未来。

金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