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向来是举重若轻的高手，能把许多复杂而深沉的情感，“不经意地”藏在生活的角落里传递下去，一代又一代，悄无声息，又绵延不绝。

譬如，一把最普通不过的米面，便可在人们的巧手之下，幻化出不同的模样——印刻了蟾宫桂影，便成了象征团圆的月饼；雕龙画凤，大可用于馈赠新人；福寿仙桃、瓜瓞连绵，又讨得老幼欢欣……

人们如此直白地，将幸福的图景镌刻在眼前，再吃到肚里，凝结成一股信念，把生活支撑起来，再延续下去。

这一切轻巧地附着在小小的糕饼之上，以其迷人的“模”样，无声地诉说着那些久违了的人间情分。

寿字糕饼模 王来华收藏

象形寓意，物以情观

在学者看来，传统吉祥图案设计，把自然现象人格化、理想化、社会化，与人的道德情感进行类比，使“天人”关系成为伦理、道德、审美的演绎，象形寓意，物以情观，创造出“更高于现实性的幻觉物”。

糕饼模，就是将精神诉求与物质需要相结合的典范。

仙人驾鹤 王来华收藏

早在唐代，笔记小说《酉阳杂俎》就记录了一种名为“五色饼”的食物的制作方法，需“刻木莲花，藉禽兽形按成之”。五代时，开封皇家僧舍旁一座糕饼坊，以狮子形状的“花糕员外”闻名遐迩。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记载了时人每逢寿宴，必要摆上印有“寿”字，或带龟形图案的寿饼，喜宴则少不了“葵花馒头”。

这些有着特殊造型和图案的点心，大多都要用专门的模子刻制而成，这种技艺随着木刻画艺术的成熟，在明代发生了质的飞跃。

广西地区糕饼模 王来华收藏

陶瓷糕饼模 王来华收藏

文史学家郑振铎曾说过，“中国木刻画发展到明代万历时代（1573-1620），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光芒万丈。其创作的成就，既甚高雅，又甚通俗。不仅是文人们案头之物，且也深入人民大众之中，为他们所喜爱。差不多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

一部中国古代版画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古代插图史，也是一部中国线描史。可谓有图就有意，有意必吉祥。这也深刻地影响到了糕饼模的制作，各类纹饰成为了图解人们心中吉祥愿望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载体。

山西地区糕饼模

徽州辖内的熊氏家族，便时常在自家制作的糕饼模上以“刊”刻款，如“戊辰茂泰刊、癸丑熊名佳刊”等，旧时刻制书籍雕版时，落款以“刊”结尾的居多，可见从明代至晚清民国，木刻画艺术在各个领域都有着恰当的表达。

在图案选择上，更是不一而足，从瑞兽杂宝，花卉果蔬，到神话故事，吉语祥纹，再到月饼独有的蟾宫桂影。每一个类目都在历代民间艺人的手中衍生出千变万化的形态，和妙趣横生的旨趣。

闻一多在《说鱼·探源》中写道：种族的繁衍如此被重视，而鱼是生殖力最强的一种生物，所以在古代青年男女之间，若称对方为鱼，就等于说“你是我最理想的配偶！”通过烹鱼、吃鱼，隐喻生儿育女，同时繁茂的植物也可预示本族人丁兴旺。于是，在胶东半岛一代，便出现了大量以鱼为图案的糕饼模（当地俗称磕子），同时还有象征多子的石榴、莲蓬，绘有瓜、蝶（谐音瓞），寓意绵绵瓜瓞、民之初生等含义的动植物图案。

千里马糕饼模 孔繁义收藏

在浙江慈城，人们以年糕板装饰年糕，表现手法十分多样，既有传统的象征和寓意，也有表号（代表符号化）手法，如以鸟表现日，以兔表现月，同时还有利用谐音的夸张手法，如用蝙蝠和钱币的组合，表达“福在眼前”。

一些糕饼印模还巧妙地让使用者参与互动，如宁波的印糕版“五蝠（福）捧寿”，只绘制了四只蝙蝠图样，中间刻了一个寿字。取意“当使用者手捧这个图案的糕点时，福就到了你的手里，你就充当了一个福，这样就凑齐了捧寿的五福”。

喜上眉梢和金鱼 （翻刻橡皮泥模型）孔繁义收藏

天津社会科学院的王来华教授，用了20余年的时间，走访各地，挖掘收藏了数千件糕饼模。在他的专著《中国传统糕饼模》中，以图文并举的方式全面地展示了糕饼模的历史和文化。

仔细研究还不难发现，从北到南，制作和使用这些传统糕饼模的区域基本上是沿海地区，或相对富庶的地方。相对发达、繁荣的经济和贸易活动，稳定、富裕的百姓生活，为糕饼模的流行和传承创造了条件。

在王教授看来，糕饼模是百姓用以“文化”生活的尝试，“吉祥的祝福深入到他们生活的细节中，融合日常的饮食、节日的快乐和虔诚的期待，给他们以生活的希望和信心，让人们看的更长远，心态更平和，把它们的生活支撑起来，再延续下去。”

状元及第 （翻刻橡皮泥模型）孔繁义收藏

与生命礼俗久别重逢

无论是崇尚面食文化的北方，还是偏爱米食文化的南方，不同称谓的糕饼模皆有各自的拥趸。人们以其装点生活的同时，更赋予其特殊的功用。

据台湾民俗文化学者简荣聪先生的研究，在台湾，印有吉祥图案的糕饼（当地称其为粿）几乎伴随了人的一生。

婴儿出生后三天，需沐浴，抱到正厅拜神佛祖先并命名，接受亲友道贺及“三朝之礼”，产家则要做油饭、米糕分增亲友，此之谓“汤饼之喜”，饼上需印菊花、元宝或福字。此后的满月，婴儿四个月“收涎饼”、抓周，统统少不了糕饼的影子。

月牙形糕饼模 孔繁义收藏

孩童十六岁时，要“做十六”，即成年礼，除了要备办丰盛的祭品外，还要购一座“七娘妈亭”，成年礼毕后，需将红龟粿分送邻里亲友，以知会喜讯。

结婚完聘前后也同样少不了糕饼，胶东人家订婚要做巧饽饽，一般是婆家送给娘家二十只面桃，娘家留下十个，同时制作更丰盛的回礼，有四对、六对、十二对不等的鸳鸯、金鱼、狮子、蝴蝶、佛手、龙凤等等。

民间盖房造屋，同样以面食花样代替祭祀品。到了上梁日，大门旁摆上一对面老虎，意为“看门虎”；在梁头摆上大佛手、大鱼，意为“富裕”；在屋脊两端摆上龙凤，取义“龙凤呈祥”；在窗台摆一对大面食葫芦，意为“福禄万代”等等。吉时一到，鞭炮齐鸣，此时还要扔撒一些巧饽饽、巧果，以此庆贺。

四仙人 孔繁义收藏

厦门等地，还有流传了三百多年的“博饼”游戏，传说当年郑成功为了在中秋宽释士兵愁绪，发明了此游戏，以掷骰子的方式博取代表郡王之数的六十三块大小不一的饼（九九八十一是天子之数，八九七十二是亲王数，郑成功封过延平郡王，所以可用郡王之数），其中博中状元饼的人一年都会运气特别好。这个习俗连同状元饼的美好寓意，如今依然在多地流传。

在台湾粿模博物馆里，还能见到专用于丧礼的“哀感谢”模，专门用于丧礼印糕，答谢宾客。而到每年清明节时，无论台海，南北，各地都曾有过制作“印墓粿”、青团、“清明粿”祭拜祖先的习俗。在扫墓结束后，大户人家会燃放长串鞭炮，把掺了“鼠曲草”或“艾草”而呈青色的“粿品”分给前来帮忙的孩子，以示“祖德流芳”，同时也希望孩子们不要调皮破坏坟冢。一位还保留着那时记忆的老人回忆，“每个人的耳朵都竖立着，唯恐错过任何一个鞭炮声，少了一个分到墓粿的机会。”

台湾文化学者黄永川曾深情地回忆小时候过节前夕的喜悦，“听到母亲说要’做红龟’了，就会迫不及待地表示，’我来洗粿印’，然后端把椅子垫脚，小心翼翼地把粿印取下来。……手摸在凹凸有致、略觉刮手的粿印纹理上，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年节的喜悦，就从洗粿印开始了。”

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曾说过：“吃的角度，可能是理解一个民族精神气质和精神内核最重要的切入点。”简先生认为，这些印模在民间社会长时间的存在，不仅代表了民间的饮食文化，还反映出“丰美” 的民俗信仰、节庆生活和礼仪往来，显现着生活与艺术结合在一起的传统风俗，是“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富有年节喜庆之美、生命礼俗之美与历史文化之美。

螃蟹（橡皮泥翻刻）孔繁义收藏

角落里的民俗

随着城市化进城的加快，民俗赖以生发的土壤——乡村正在一点点消失。冯骥才感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正在被改造得浅显粗陋”。仿佛一夜之间，老式糕饼模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了只有收藏者才津津乐道的“藏品”。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莫瑟博物馆，陈列着一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樟木糕饼模，是第一个成为藏品的糕饼模。它长22厘米，宽12厘米，厚1厘米，由两块木板组成，一块板上有一个直径约六厘米的“洞”，其中雕刻了一朵绽放的荷花，另一块板上刻着双喜纹饰，两块木板以铰链轴连接，成为一个“并合装置”。

河北地区糖塔模 孔繁义收藏

这块印模曾属于浙江龙泉一家普通的临街糕饼铺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专门研究人类生产工具的德国学者鲁道夫·P·霍梅尔，在前后长达八年旅居中国的田野调查中，意外发现了这种“精致的”食品模具，并立刻决定收藏一枚，“不贵，只要几便士，但拿走它会中断如火如荼的点心制作生意，所以要耐心等上几天，等做了新的出来才行。”

他将这段经历，连同糕饼模具的详细使用方法，记录在专著《手艺中国：中国手工业调查图录1921-1930》中，成为世界上第一份关于中国糕饼印模的文献资料。

如今，红火的点心制作场面已不复存在，曾经繁复的礼俗也简化成了单薄的“中秋节吃月饼”，月饼本身也多为机器模具压制而成，传统手工艺所带来的温润质感和奇妙想象，在不经意间从指缝里流逝。
然而，技艺的流转带不走的是记忆的传递。“霞海城隍庙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为城隍爷诞辰准备的寿桃，八月十五月下老人诞辰用的蛋糕，还有重庆北路交流道旁的觉修宫、东河禅寺的福寿糕，都是从我小时候一直合作到现在的。”台北十字轩糕饼铺第二代掌柜邱献德说。

尽管如今许多旧式的糕饼模，随同大量的旧时民俗一起被收藏进了博物馆，但那些承载在物品之上的岁月却始终以美的方式，给人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慰藉。

中国人放在糕饼模中的那份对生活、对家庭、对人间美好的愿望，依然在自然而然地默默流传。倘若给过去一个未来，今天的模样是否会更加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