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贾大夫容貌丑陋，其妻却很漂亮，妻子对这桩婚姻很失望，婚后三年，既不说话也不笑。西晋名士许允，娶了阮氏女为妻，新婚之夜却被新娘容貌吓到，怎么也不肯进新房。

在中国传统婚配中，夫妻婚前就是陌生人，即便是两家父母，也多是听媒人一面之词。相较于今天的自由恋爱，古人的结婚体验可比“开盲盒”刺激百倍。当时为何设立如此不合情理的婚姻制度？青年男女该如何保障自己的未来？

皮影里的闺房场景。清代

婚前约束，男女大不同

封建时代，对男女的要求大不一样，其中一个突出特点，便是“男尊女卑”。

周代婚前教育主要针对女子，设有专门的女师，于女子出嫁前三个月，在宗庙进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育。教导完成，要用鱼和蘋藻祭祀祖先。蘋藻代表柔顺的品质，是对女子的期望。

成婚当日，父母送女儿出嫁，还要再次叮嘱女儿：要日夜谨慎，不要违背公婆命令，做事勤勉，要从早到晚恪守妇道。同样，新郎父亲也会在祠庙前教导儿子，主要是叮嘱他好好继承宗室和家业，要勉励和引导妻子恭敬从事。

清代皮影里的迎亲队伍。

婚前教育的侧重点在“德行”，对容貌不做太多要求。女子虽要“妇容”，也只占一小部分，且主要是仪容整洁、讲卫生等。因此，两家人商量婚姻时，品德、才能和家世等“有用”因素才是核心。

贾大夫容貌虽丑，却最终因出色的打猎本领，赢得了妻子芳心，贾大夫感慨：“男人不能没有才能啊！”后来，就连猪八戒都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儿丑”。

许允对妻子容貌不满，他进新房质问阮氏：“女子有四种美德，你有其中几个？”意在用“妇容”使阮氏难堪。阮氏却说：“我缺的不过是容貌，可读书人应有百种品行，你有几种？”许允回答：“我样样都有。”阮氏说：“百行以德为首，而你好色不好德，怎么能说样样都有！”许允听了很惭愧，从此夫妻相敬。

《农村嫁女图》 局部  元代

漂亮的外表不仅无法带给家族实质利益，甚至可能引来灾祸。人的情感是多变的，仅凭主观好恶做事，无异于给家族埋雷。因此一个合格的贵族，在婚姻大事上不能太“肤浅”，实在“好色”，男子可以纳妾，“娶妻娶贤，纳妾纳色”。女子就只能憋着了，她们的欲望不被认可。

古代男女的法定成婚年龄不一样。男孩比女孩晚熟，再加上身上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不一，周代提倡“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是相对科学的。各朝政府会对此做调整。汉惠帝为了人口繁衍，规定“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为婚嫁年龄，否则要罚款。

在男尊女卑的时代，男子向来只愁功名未建，不愁没有老婆，所谓“大丈夫何患无妻”，有的甚至抛妻杀妻来成就事业。老夫娶少妻，“一树梨花压海棠”更是常规操作。女子则很怕没人迎娶，或被夫家休弃，年龄太大也使其自身价值减低，北朝民歌有“老女不嫁，踏地呼天”的诗，可见女性在婚姻一事上的焦虑。

能否结婚，主要看天命

周代设置“六礼”，从议婚至完婚，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亲迎前的“五礼”就是婚前礼，它们是婚姻能否顺利结成的关键，其中有很强的天命色彩。所谓天命，主要体现在纳采、问名、纳吉。

纳采即提亲，“采”是采择之意。媒人接受男家请求，去女家求亲。女家不答应通婚，此事就作罢；女家答应，媒人就通知男家，并进行送礼。

雪芦双雁图。南宋

按周礼规定，纳采时男家要送雁。事实上，除了“纳征”不送雁，其他“五礼”都送雁。大雁追随太阳，每年按时节迁徙，飞行时排成队列，简直是“顺阴阳往来”“不失其节”“长幼有序”的典范。大雁忠贞不渝，象征夫妻从一而终。能猎到大雁的男子，也有一定实力。后世有人找不到活雁，就雕刻木雁代替，也有用鹅或鸡代替的。

鹅笼 传统婚俗有奠雁礼,聘礼以奠雁为重。大雁南北迁徙遵守时节,古人认为顺乎阴阳;大雁有固定伴侣,在古人看来合乎义礼。婚姻以雁为礼劝诫男女不违婚时,象征阴阳和顺、忠贞专一。又因大雁飞行有序,教化女子婚后遵循长幼尊卑。因大雁难得,近代改用鹅、鸭等活禽替代。

后世纳采礼中仍有雁的身影，但也更具别的花样，如：

唐代用合欢（欢乐美满）、嘉禾（五谷丰登、家庭和睦）、阿胶、干漆（如胶似漆）、九子蒲（多子）、朱苇（能屈能伸能包容）、双石（两情永固）、绵絮（柔和温暖）、长命缕（健康长寿）等，多取吉祥含义。

清代《大清会典则例180卷》详细记录了贵族纳采礼，如：顺治八年世祖章皇帝纳采，用马十匹、鞍辔具甲胄十副，段百匹，布二百匹，金茶筩一具，银盆一具等，体现了民族特色。《湖南通志》记载，乾隆时当地百姓纳采会送一套衣服、一床被褥等，更多具有实用功能。

纳采后，是问名。男家让媒人前往女家，问清出嫁女子的信息。宋代是用“草帖子”通名。女家开具“草帖子”，上写父祖三代姓名及官位、议婚女儿的排行、出生时间及其母亲姓氏，并罗列奁具田产若干。男家同样也要回一份草帖。

问名是为了纳吉——将帖子放在祠庙，进行占卜，预测婚事吉凶。占卜不等同于算命，是用龟甲、筮草等，按一定方式进行，最终得出一个六爻卦，其理论依据是《周易》。

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想娶棠姜为妻，占卜结果却是凶。崔杼临时发挥了“无神论”精神，他忽略掉占卜结果，执意娶了棠姜。后来，棠姜和齐庄公私通，导致崔杼“激情弑君”。当时人认为，崔杼不听神灵告诫，一意孤行，结局果然不好。

《遣子毕姻札卷》是张骏致唐姓“亲家”的一封礼书，內容是让其子回松江（今上海）完婚，并送去了彩礼。 明代

大约从汉开始，纳吉变成了算命。唐人李虚中开始用人的生年月日，预测人生命运。这种算命术不断被人完善，一直流行到现在。某些汉族地区有“女子属羊守空房”之说，导致很多属羊女子篡改生肖，羊年上半年出生就说属马，下半年出生就说属猴。光是自己命好也不行，还得看五行、八字、属相，和结婚对象是否相克，妻克夫，夫克妻，都不美满。

纳采、问名、纳吉是婚姻确定的程序，因为耗时较短，所以后世对之作了简化，朱熹《家礼》将问名、纳吉全都并入了纳采，三合一打包完成。

聘礼与嫁妆，比谁更土豪

纳征，就是下聘，是婚前礼的重头戏，由男方派使者和媒人，给女方送去一定物品，作为婚姻的“保证金”。

纳征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均不可反悔。“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中，梁祝二人相爱，梁山伯却因为晚一步提亲，祝家已收了别人的聘礼，无法再毁约，于是造成了男女双双殒命的悲剧。

下聘对女方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聘则为妻奔则妾”，没有经过下聘的婚姻，没有保障。

访祝是截取民间广泛流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中“访祝”和“抗婚”的两个情节而创作的连环画式的剪纸。画面右边表现的是祝府门外，梁山伯带着书童来提亲，而左面的屋内，祝英台得知父亲将自己许配给杭州太守之子马文才，坚决不从而遭父训斥。

唐贞观十六年，北方少数民族首领夷男，想同唐朝结为婚姻，唐太宗准备让新兴公主出嫁。可没成想，夷男调集诸部羊马为聘财后，却在送聘礼的途中，导致羊马耗费过半。唐朝认为，如果聘礼不全而和夷男通婚，会导致他们轻视中国，因此聘礼一分都不能少，太宗便下诏拒绝了这次通婚。就连公主都不能将就“聘礼”，普通人可想而知。

《列女传》中记载一位申氏女子，因为夫家意图不给聘礼，她宁愿付诸公堂，哪怕有败诉坐牢的风险，依然不肯嫁过去。她因聘礼问题而窥见了男家“轻礼违制”，不值得托付。

周代聘礼是用“玄纁束帛、俪皮”。“玄”是黑色，代表天，表阳；“纁”是浅绛色，代表地，表阴；“玄纁”象征阴阳完备。“束帛”是二十丈丝织品。“俪皮”是两张鹿皮，寓意好事成双。这些在当时都是不可多得的礼物。

汉惠帝娶皇后时，聘黄金两万斤，马十二匹。唐代重门第，有不少高门第者索取重聘。《霍小玉传》中，家境贫寒的李益，为了娶甲族卢氏之女，“涉历江淮，自秋乃夏”，到处求亲告友，借得百万钱才搞定婚事。有趣的是，《荆楚岁时记》写牛郎为了娶织女，向天帝借了二万钱下聘。看来娶仙女比娶唐朝大姓女子更实惠。

面对这种攀比豪奢之风，各朝政府都有颁布政策对之进行打击，否则百姓为嫁娶所累，会不愿意养儿育女。比如唐高宗时，下令：“天下嫁女受财，三品以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赀装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

请期，是男方根据历书等，择定良辰吉日后，遣媒人去女家请示婚期。《孔雀东南飞》写刘兰芝第二次出嫁时，男方家长“视历复开书”，他翻的历书，可能是《六合婚嫁历》《嫁娶经》《阴阳嫁娶》《嫁娶迎书》一类。

民国时期的“结婚证”

按照六礼，定好日子后，就等着亲迎了。不过，民间还兴起了一些风俗，加在了亲迎之前，“铺床”大约就是嫁妆奢侈之风盛行的产物。

“铺床”是女家在亲迎的前一天，将嫁妆等送到夫家，并布置房间，“挂帐幔，铺设房奁器具，珠宝首饰动用等物”。

嫁妆有很多别称，如：房奁、资妆、随嫁、陪嫁、添箱、奁具。男家迎接送嫁妆队伍，用酒食款待，并将嫁妆照单点数，罗列在桌上，让亲友观看。除了箱笼器具，宋代还出现“奁田”，即家族确定一块田产，专为嫁女所用。

年画中的婚礼场面

宋代铺床习俗大大兴盛，“铺床”是否足够耀眼，取决于嫁妆的阔气程度。送嫁妆都用肩抬的方式，女方众人前呼后拥，招摇过市。所谓“十里红妆”就是指嫁妆丰厚，送嫁妆队伍达到十里路长。

除了物品，大户人家还会给陪嫁丫鬟。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时，不仅有五百名丫鬟和五百名保镖随行，还有各类能工巧匠，吃穿用度更是一应俱全，各类典籍和论著不胜枚举，可以说集整个汉族文化的瑰宝。

何去何从，中国婚姻三千年

周公制礼作乐，对周代风俗加以改进，使之符合贵族价值观，并形成统一标准。其对行礼的下限、上限进行规定，能避免“人情”上的不必要冲突和麻烦，杜绝攀比现象。礼宾有序，礼尚往来，重义轻利，这些优点是很值得借鉴的。

后世庶人阶层兴起，周礼和人们的现实生活产生了矛盾，民间便发展出一系列的习俗，来适应人们的需要。从汉到唐，旧礼和新俗杂糅，出现了别具一格的婚姻礼俗文化，但民间百姓对礼俗“不知所以裁之”，若不加以扶正，对百姓的生活会造成恶劣影响。

文明娶亲 杨柳青年画

如何平衡礼与俗，一直都是一个问题。从汉代就开始争论，宋代朱熹、吕祖谦等也对此进行过一番研究，在“因礼废俗”“以俗合礼”“以礼化俗”等角度做出努力。朱熹《家礼》视情况而对“六礼”进行更新，算是成功的例子，直接影响了到元明清时期的婚礼。

今天，我们的生活又比宋代不同，有“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男女平等思想的崛起，与建立在“男尊女卑”基础上的传统婚姻礼俗产生了巨大矛盾。这一矛盾如何解决，传统礼俗中的精华该如何吸取，是放在新时代“周公”们面前的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