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心畬《僵尸观月图》，谐音“升官（棺）发财（材）”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生活小妙招，保你秒懂67.28%以上的传统文物。

先举个栗子。这是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馆的《猿马图》，研究中国绘画史的美国大牛学者高居翰曾经面对图中猿马之间那种暧昧的“神秘气氛”，“孤离的特质”困惑不已。“如果猿群之间有什么关联，这种关联是什么？…它们和前景那两匹不知小跑向何处的马又有什么关联？……这些含义如今已被遗忘，而画家自己也不想把它说清楚。”

猿马图(局部）韩干 唐  台北故宫藏

看到这里我脚着高居翰可能艺术造诣很高但中文不太行，因为这个意象，不就是办公室老板们溺爱的风水挂画之一：马上封猴（侯）图嘛？！

按这个原理，我们再捋捋其他不明觉厉的老古董。比如这个民国粉彩象形烛台——其实是太平有象（抬瓶有象），徽州地区宗祠中堂里的西洋钟、瓷瓶和镜子——钟声瓶镜（终生平静）……这道题你可以抢答一下：一只鸡——大吉（《大吉图》），四只狮子——四世同堂，五只蝙蝠——这就是送分题，五福（蝠）临门，猫加蝴蝶——这个有难度系数，是指猫蝶老人（耄耋老人），一堆柿子加一只鹌鹑——事事安顺（柿柿鹌鹑）（齐白石图），最神奇的可能是这幅，三个缸五个喝水的银儿，谜底居然是三缸五尝（三纲五常）。这种谐音梗的组合往往毫无内在的联系和逻辑可言，只要凑一块儿就可以，也就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里独特而神秘、非常超自然的艺术样式，有学者称之为“谐音字画”（参见赵华《谐音“画”汉字》2013）。

三纲五常就是三口大缸五个人在尝

话说回来，虽然谐音现象在全球各种语言系统里都普遍存在，但在中文里尤其明显。根据统计，在汉语的表音系统里，普通话里有21个声母和39个韵母，一共生成412个有效音节，再乘以每个音节的四个调（平、上、去、入），总数约为1200多个音节。而表意的文字系统里，我们的汉字总数已经超过了8万，常用字1万个左右，也就是说，1200多个汉字发音，要对至少1万个汉字负责，鸭梨山大，所以一音多字也就是谐音字，成了汉字的一大特色（汉语的特征决定了我们“一声多符”的声借策略，郑也夫 2015:149）。一位叫沈孟坤雅的德裔汉学家认为，同时重视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的汉语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结构：左脑加工语言，右脑加工图像，因此汉字开发了中国人的“复脑”。

封(蜂)侯（猴）挂印  凤翔年画

辈辈封侯  凤翔年画

汉语言文字这种两条腿走路的结构让许多想学中文的欧美人民十分崩溃，因为英语里，会念会说一个单词，基本就能拼写相应的文字了，这叫表音文字；但中文里文字不仅脱离了语言，甚至控制了语言（参见李零《汉字是何时起源的》），学完拼音基本还是半文盲，还得会写那大几千个汉字才算完，所以据不少海外汉语老师反应，歪果仁吭哧吭哧学中文，往往最后听力和口语贼溜，读和写完全抓瞎——诶，好像跟中国人学英语正好相反。前阵我读到一首非常奇葩的古体诗叫《施氏食狮史》，这首诗包括标题共96个字，通篇只有一个“shi”音，作者叫赵元任，我心想这是哪个在汉语谐音字边缘疯狂试探的杠精，结果发现赵元任是“中国语言之父”，哈佛博士毕业，凭一己之力搞出了现代汉语语法，业余小玩一下文字游戏，除了《施氏食狮史》，他还写过《齐耆妻》，《熙戏犀》，《饥鸡集机记》和《季姬击鸡记》——妈鸭，我念不动了。

英（鹦）雄（熊）会     杨柳青年画

从3300年前以甲骨文为首的汉字系统发育到现在，谐音梗早就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典型的是过去的科举制度，像刚才说的马上封侯，还有高冠后鹿（高官厚禄）、冠上加冠（官上加官）、喜（鹊）鹿蜂猴（喜禄封侯）、糕粽（高中），甚至鸭子和大闸蟹，因为带个“甲”（分别对应一甲一名、二甲传胪），也成了考生吉祥物兼科举制卷王——你看这只平平无奇酷似淘宝买家秀的鸭子，其实是史上最牛督陶官唐英进贡给乾隆皇帝、祝愿朝廷开科取士的仿生鸭，在2016年北京匡时以368万的价格拍出去了。说到这里我情不自禁插播一则2019年高考期间紫内裤在东北地区脱销的新闻，因为家长们深信，穿着这款励志短裤的孩子们在考场上紫腚能行（指定能行）。

恨蝠（福）来迟 ，钟馗挥舞利剑恨福（蝙蝠）来的太迟。杨柳青年画 王树村藏

福在眼前（钱） 剪纸

除了高考激娃，谐音梗的烙印也深深烙进了另一项风靡中国的民间习俗上——逼婚催生。大枣、花生、桂圆、莲子，这是枣生桂子（早生贵子）。送石榴，这是多籽多福。我们的老祖宗甚至连筷子也不放过，为它赋予了“快生贵子”的使命，今天，在吉林、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云南、浙江、青海等地都有丰富的婚礼筷俗，方便家长们催生。相应的，有吉祥话也就有避讳，比如新娘上门不准吃瓜，以免将来做“寡妇”，死人的寿衣不能用“缎子”，以免“断子绝孙”。不过，传统文化又经常搞点神转折，像“鞋”子，在有的婚礼上表“和谐”，大吉大利，在有的地方又表“邪门”，避之不及。面对这种二元对立我就有点搞不懂，你说，为什么古人不觉得柿子和狮子通“死”，鹌鹑通“蠢”呢？既然吸血蝙蝠都可以通“福”，那如果送人一口棺材说这是升官发财，可不可以理解为一种真诚美好的祝福呢？

马上有钱  杨柳青年画

你可能觉得这些谐音梗是搞封建迷信不可取，但其实很多人类学家论证过，在远古时代甚至现代社会，语言是一种魔力（magic）或权力（power），它作为一种被物化的符号，不仅可以是信息交流的载体，也可以是一种调动某种自然和社会力量的神秘指令。这么理解，谐音梗作为祈福也好禁忌也好，拥有着足以改变社会现实的强大能量。一个典型而悲惨的案例来自同治七年科考一位江苏考生，理论上他是个学霸，考了当年的一甲，也就是准状元了，但坏就坏在他全名叫王国钧，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一听，卧槽，这人不是要“亡国君”吗，结果这倒霉孩子的状元丢了。中国很多朝代也有避君讳、公讳或国讳，比如唐朝避讳姓李，禁食鲤鱼，抓到鲤鱼必须放生。明朝正德年间，姓朱又属猪的武宗朱厚照颁发过一套禁猪令，杀猪的人一经发现，统统发配边疆。（五代时期有个大政治家叫冯道，有天请人来给他讲解《老子》，门客一看这道德经跟冯道的道撞了，灵机一动把“道”字改成了“不可说”，于是“道可道，非常道”就被讲解为“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是不是太多了？】）

指日高升  北京年画

画中天官，一手抱竹笙，另一手伸指向上高举指太阳，意为“指日高升”之义，寓意很快就可升官。

在近现代的北京城，相当一部分地名也被大换血过，原因是过于淳朴，不雅。像是高义伯胡同，听起来特别德高望重，原名“狗尾巴胡同”；在前门八大胡同一带，老北京著名的红灯区，有条街叫王寡妇斜街（清乾隆《京城全图》记载），后改名叫王广福斜街；今天的灯市口西大街，曾经是清宫奶妈的聚居地原名“奶子府”，后来雅化为“乃兹府”——这事儿鲁迅也密切关注过。（“在北京看到各种好玩有趣的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承相胡 同，协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来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歇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鲁迅：这真是我说的，出自《华盖集》《咬文嚼字》篇）

五福（虎）临门  漳州年画

随着进度条拉到了最后10%，我想以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也叫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来拔高一下今天的谐音梗话题。这两位美国的人类学兼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结构，决定着某个文化群体成员的行为和思维习惯。（“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的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语言论》 1985:201）从这种角度看，我觉得谐音梗不仅是一种穿越了三千年时空隧道的语言活化石，一种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也反映了在不同时代，广大中国人民群众追求对称趋吉避凶，尤其是渴望一夜暴富和不劳而获的文化心理结构。最后送大家一款清乾隆年间特产的“包袱瓶”，虽然它长得那啥了点，寓意却极其美好，谐音“包富瓶”，或者“暴富瓶”。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金钱暴富。

金钱暴（豹）富